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三重层次

2018年4月17日10:57:58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三重层次已关闭评论 暂未收录 75 阅读

摘 要: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智力机构,必然要在当代肩负起社会教育的重要职能,然而,一方面,大学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只能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教育职能,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教育类型也决定了其需要不同的大学承载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还是高职院校,其所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必然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需要对其各自的内容进行明晰,而不能将三者混为一谈。
关键词:大学;社会教育;多层次性
广义的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并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种种社会活动。狭义的社会教育是指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组织对社会全体成员所进行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独立的教育活动[1]。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主要策源地之一的大学在国家社会教育的体系中毋庸置疑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如同人们在谈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其他众多议题一样,人们总是将不同类别的大学囫囵吞枣地视为同一种组织类型,而忽视了其因为自身的不同性质而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因而,我们在谈论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的同时,决不能置大学自身的性质类别于不顾,而应考虑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机构承担相对应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发挥不同的社会教育职能,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
一、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理论分析
教育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种基本形态,大学教育从其本质而言属于学校教育,然而,大学教育的实施主体--大学,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在政治权力、经济力量、社会生活三者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的知识、文化精英阶层,决不能以仅仅提供基本的学校教育为目标追求。这一方面是时代发展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大学延续自身合法性的迫切需要。
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无论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还是个体的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巨大的转向,面对几何式增长的知识总量和越来越快的知识代际更迭,以及日益复杂且精细化的社会需求,持续了数千年的一次性学校教育模式已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概念应运而生,学校教育之外的社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高深知识的集散地,同时又接受了政府巨额资助的大学被政府和公众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自然而然被视为提供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之一,这是大学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外部动因。
另一方面,从大学自身来讲,历经了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原型大学,以及以追求“纯科学”为宗旨的德国古典大学,现代大学已普遍被人们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交往中心”,乃至于“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站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2]。纵观大学的发展史,大学逐渐从一开始被动地适应社会走向了主动引领社会,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走向了社会的轴心机构,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主动思索自身的社会价值,正如德里克·博克所言:“如果大学向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和目的,那他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3]。尤其是在知识民主化进程加快、大学自身的“合法性”存在危机的当下,大学更需要通过进一步适应社会需求,进行相应功能重置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因而,履行其社会责任、承担相应的社会教育职能就成为了大学实现自我发展,同时寻求延续自身“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这是大学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内部动因。
二、划分不同层次的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必要性
在大学承担社会教育的职能已经成为必然的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对其可操作性进行深入探讨,因而,对大学及其应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进行科学分类,使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与多样化的社会教育需求进行相应的匹配,这是由当代高等教育的多层次特性和社会教育自身的多元化特性所共同决定的。
(一)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只能分别承载不同的社会教育职能
发展至今,高等教育已经从最初结构相对简单、功能单一的学者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巨型的复杂系统。向“高端“拓展至研究型大学、精英大学,向“低端”拓展到社区学院、职业技术院校、开放大学等,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规模、组织结构、使命功能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正如安东尼·史密斯和弗兰克·韦伯斯特所言,“今天的大学如此多样、分化和充满差异,以至于我们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阐述宏大的大学组织原则”[4]。然而在当代,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的民众,却仍然习惯用“大学”这一概念来指代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在谈及大学的目的、功能等关键问题时,往往不加区分,将人才培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概念一并赋予所有大学,这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高等教育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相左。概念上的混淆与泛化已经成为了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时所凸显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毫无疑问,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相关研究。如果我们不将整个高等教育、大学视为一个多元立体的系统,而仅仅从观念上、经验中去泛泛地谈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最终的结果也必然会落入无的放矢的窠臼。参照潘懋元等人的总结,根据人才培养规格的不同,我国的高等学校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学术型大学,也就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或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在我国主要以“985工程”、“211工程”大学为主体;第二种类型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包括部分“211工程”大学、一般部委属院校、地方高校、民办本科学校以及独立学院;第三种类型为职业技术高校,包括单科性和多科性的院校[5]。三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定位、功能、结构、规模等方面不尽相同,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毋庸赘言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而,高等教育机构必然要、也只能是承担起与自身社会定位相符的社会教育职能。
(二)社会教育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需要不同类别的大学承载主体
相较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对象更加复杂、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教育形式更加多样、教育领域更加广阔,“广义的社会教育包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实际与广义教育无多大差异”[1]。社会教育的这些特性都决定了其高等教育承载主体只能交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高校。
首先,社会教育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如若不将教育主体进行相应分类,使之“对症下药”,那么整个社会教育活动将是无秩序无效率的;其次,由于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社会需求,因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具有极强的丰富性,横向上有文化知识、道德规范、科学技术、职业技术、体育卫生等内容之分,纵向上则有扫盲、科普、职业训练、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等形式,因而单一类别的大学机构显然无法独自应对如此种类繁多的社会诉求;最后,社会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带来了教育形式上的多样性,例如培训班、讲座、函授、媒体传播、展馆、自学等,同时在教育场所上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小学教育论文这就需要大学机构对自身进行细化,以不同机构所擅长的不同教育方式,来与相应的社会教育形式进行衔接。
三、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层次划分
显然,大学要真正发挥其社会教育的职能,就离不开我们在众多大学机构与多样化的社会教育诉求之间建立起一座座实实在在的“桥梁”,而“桥梁”具体究竟要连接哪两者,这是由“桥梁”两端不同层次之间各自的属性所决定的。
(一)研究型大学应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
研究型大学一词滥觞于美国,以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代表,是指“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和文化繁荣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6]。我们时常论及的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确切地说应该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功能,高水准的师资与生源、充足的科研经费,一流的科研平台,这些都决定了研究型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塔尖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在大学社会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定位。具体而言,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应主要聚焦于社会文化引领与传承、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塑造、承担高层次人才的继续教育三个方面。
1. 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引领
现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早已不单单是顶级的教育与科研机构,学术的兴盛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研究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与社会文化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大学的文化功能常常被视为大学的“第四功能”。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文化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上,作为社会的智库,研究型大学应时刻以批判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比较、剖析、扬弃,在各项社会教育的活动形式中实现对各种传统文化形态的理性反思和价值重构;其次,研究型大学还必须对社会文化有所引领和创造,要秉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宗旨,通过各种大众媒体,一方面要致力于向社会传播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等进步思想,发挥出领航社会主流文化的示范性功能,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发挥文化的自我创造性,积极创造滋生进步文化的土壤,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 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塑造
虽说现代研究型大学早已不是孤芳自赏的象牙塔,但其仍然需要在纷繁复杂的世俗社会之外拥有自己的一片栖居之地,用批判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去审视所处的这个世界,成为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塑造者。研究型大学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其进行研究、弘扬以及通过自身的垂范来成为社会道德楷模两个方面。首先,研究型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的集散地和人类精神的家园,有义务有责任对凝聚了人类数千年生产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伦理道德进行深究,并以合乎普通大众认知模式的形式将其弘扬到整个社会,在社会的道德认知出现偏差、出现某种道德问题之时,或是在民众陷入某类道德事件的舆论漩涡之中时,大学要勇于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社会伦理道德进行正面引导,使人类在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剧变中不至于迷失自我;此外,研究型大学还应通过自身对于伦理道德的垂范,坚守住社会的良知,为人类社会树立楷模,最终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
3. 承担高层次人才的继续教育
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之中,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承担高层次人才的继续教育,这也是社会发展对其提出的必然要求。有别于一般大学机构所提供的继续教育,研究型大学继续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高端性--高层次的培养对象和高质量的培养水准,因而,其在开展具体的继续教育工作时必须牢记这一特性,将自身的优势学术资源转化为继续教育资源,避免沦入普通和平庸。在理念上,研究型大学要力求打造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端、精品继续教育品牌,在教育目标上,要致力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培養内容与培养方式上,要秉持探究性、跨学科性、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等原则,同时严格把关人才培养质量,从而真正实现“优中培优”,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急需的高端人才。
(二)应用型大学应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
作为一种正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的大学类型,应用型大学是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而对传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一种修正。它“是职业教育、大众教育与学术教育的统一,在人才培养上定位于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在科学研究上聚焦于应用性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在社会服务上面向地方,推进政府产学研合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7]。可以说,我国为数众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所在,其所应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应立足于地方实际、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1. 为地方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应用型人才提供各种培训
地方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作为地方區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源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应发挥自身的区域性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时空的人才培养服务。当代产学研结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使得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转变,针对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人才的各种职前、职后培训需求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应以培养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从自身特色以及地方产业需求出发,打造与地方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同时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各种长、短期培训模式,使应用型人才能够得到及时的知识更新、补充、拓展以及能力的提高,以促进地方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
2. 主动融入地方社会,提升人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
作为应用型大学而言,它不仅是区域内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区域内实力最强、层次最高的文化中心,因而,它有责任、有义务将现代、健康、文明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医疗观念等推广到所辐射区域的各个角落。具体而言,应用型大学应在完成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之余,主动走进当地社区、乡村,深入开展医疗卫生、心理健康、人身安全、就业转岗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和社会服务。同时还要通过大众媒体,或是利用校园、科技馆、纪念馆、博物馆、乡村文化站等科普场所开展常态化的市民、村民讲座,从而提升区域人民的文化程度。最后,应用型大学还应对当地民众适度开放自身的运动场、体育馆、图书馆、音乐厅等设施,通过校园文化周、校园开放日等形式,积极助推各项文化、体育事业的开展,最终达到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目的。
(三)高职院校应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
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直接为地方发展培养各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与普通的本科教育相比,其服务社会的功能更加突出,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也更加直接。正如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所概括的那样,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于“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8]。基于自身的定位和资源,高职院校所承担的社会教育职能可以从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和服务“三农”等三方面进行。
1. 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基层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构建开放式培训体系
面向社会开展的岗位技能培训是高职院校的重要职能,同时也是提升高职院校办学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为此,高职院校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非学历教育及培训。首先,培训要面向企业和行业,如技能拓展与提升、转岗人员培训等;其次,培训要面向社区,为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如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进城务工人员和无业人员的就业、创业培训等。而在培训的方式上,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创新各种特色鲜明、实用有效的培训方式,例如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联合各行各业的协会,举办相关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为当地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搭建平台。通过以上措施,高职院校应构建起一个与当地产业、社区紧密结合的开放式培训体系以及灵活开放的职业培训网络。
2. 服务“三农”,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有大量高职院校位于城镇化率不高的欠发达地区,这为高职院校服务“三农”,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天然的优势。在我国农业发展战略转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要积极为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或技能型劳动者的转变提供助益,利用短期培训、骨干培训等方式,对农民的科学技术素养、实用技能技巧、职业技能、市场意识、经营管理知识、法制观念等方面开展教育与培训
3. 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职业技术教育价值观念
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实用层面来讲,职业技术教育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获得自己的价值地位和社会的身份认同。然而,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充斥着贬低与误读,将其视为某种低层次的教育,这种贬低与误读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劳力者“的鄙视,源于扩大化的社会分层,同时也源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供给主体,我国高职院校应致力于转变社会的这种错误观念,通过不断完善自身,打造特色职业技术教育品牌,真正发挥出职业技术教育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巨大潜力,从而为职业技术教育正名。
四、结束语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谈论的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层次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其社会教育职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之间并不是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每一所大学机构在履行其社会教育职能之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制框架,而是在种种繁多的社会教育责任中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如果我们仅仅从观念上去理解不同类型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那显然误读了大学职能的本质。
参考文献:
[1]侯怀银,张宏波.“社会教育”解读[J].教育学报,2007(04).
[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3][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英]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侯定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潘懋元,王琪.从高等教育分类看我国特色型大学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0(05).
[6]王战军.什么是研究型大学--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基本问题研究(一)[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01).
[7]胡天佑.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逻辑与问题[J].中国高教研究,2013(05).
[8]黄炎培.“职业教育谈”[M].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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