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研究饥饿和贫困问题的方法

2018年2月12日11:26:34阿马蒂亚·森研究饥饿和贫困问题的方法已关闭评论 8 阅读

摘 要: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贫困问题;公共行为;实质自由;可行能力。

作为现代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阿马蒂亚·森曾经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突出贡献之一是对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森走出传统学院经济学的束缚,通过对贫困和饥饿问题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了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缺乏以及其他条件不足造成的。之后,他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所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以及贫困问题的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也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

一、作为权利失败的饥荒与贫困。

阿马蒂亚·森长期致力于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早在 1975 年出版的《就业、技术和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就探讨了贫困和失业的计算等实际问题。印度曾多次发生饥荒,森在 9 岁时亲历了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300万人死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发了他后来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森经过研究发现,饥荒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是由于大量的农工失业,丧失了购买能力,他们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剥夺所导致的。森由此提出了他的权利贫困理论,集中体现在《贫困与饥荒》(1981)和《饥饿与公共行为》(1989)两部着作中。

(一)权利方法与权利体系的理论建构。

使用“权利方法”分析贫困与饥荒是阿马蒂亚·森在197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1]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关于贫困与饥荒的关系,森指出:“无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饥荒总是贫困的表现。”[2]26在森看来,饥饿不是指现实世界中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2]5,他强调饥饿现象主要是人对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因此,我们应该以对权利体系的分析为切入口,从权利失败的角度理解饥饿问题。

森所说的权利体系,是指在私人所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基本权利关系,主要有四种:一是基于贸易的权利,即如果一个东西是通过个体间的自愿交易获得的,那么个人有权占有它;二是基于生产的权利:个人对自己的资源或者通过自愿雇佣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拥有使用权;三是自我劳动的权利:一个人可以合法占有自身的劳动能力,同时拥有与自身劳动能力相关的权利,如上述的前两种权利。四是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接受和转让他人的馈赠。[2]6-7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可以将自己合法拥有的商品通过生产、贸易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转换成其他商品。在这种转换中,他实际能够获得的商品组合构成的集合,就称为这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交换权利”[2]8。交换权利的失败是导致贫困和饥饿的最主要的原因。

森指出,权利方法重视“每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利,并把饥饿看作是未被赋予取得一个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权利的结果”[2]61。”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主要依赖于以下几种体系:

1. 政治体系。政府能否保护公民的合法产权;2. 经济体系。持续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将有利于人们免于饥饿;3. 社会体系。包括家庭分工、传统观念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对权利的分配产生影响,决定了不同群体在面对饥荒时的不同命运。森强调,在对饥荒和饥饿的权利分析方法中,我们关注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法律体系中,所具有的“合法控制食物的手段”[2]61。对食物的所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采取适当手段保护这种权利,如失业救济、收入补贴等。

森把权利失败分为两种,即直接权利失败(di?rect entitlement failure)和贸易权利失败(trade entitle?ment failure)[2]69。假设某一职业群体只有商品 j 可以用来交换或者直接消费,qj代表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可以出售或者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 j 的数量。

假设商品 j 的价格是 pj,食品的单位价格是 pf,职业群体中每个人可能拥有的最大的食物权利是 Fj,那么,Fj=qj·pj÷pf,或者 Fj=qj·aj,其中 aj是职业群体的食物交换比率。因此,Fj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可供消费的食物供给量下降了,也可能是一个人通过交换获得的食物减少了。前者被称为“直接权利失败”,或者被称为“交换权利失败”[2]69-70。同时,通过上述等式,我们可以推导出aj=pj÷pf,这一等式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交换权利的运作形式,即食物交换比率=群体成员拥有的商品的价格÷食品的单位价格,食物交换比率越高,群体成员遭受饥饿的概率就越低;食物交换比率越低,则群体成员遭受饥饿的概率就越高。

(二)实例分析: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权利方法分析。

在《贫困与饥荒》的第 6 章中,森运用权利方法对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进行了分析,关于发生饥荒的原因,森首先考察了传统的解释,即“食物供给下降”这种先前的“标准解释”。[2]77森对这一解释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通过修正各种变量,结合对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孟加拉饥荒并不是由于孟加拉粮食的严重短缺所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2]83森指出,传统的“食物供给下降”假说关注的不是粮食供给总量是否充足,而是与以往年份相比食物供给总量是否下降。这一假说尤其强调:“当人均食物供给大幅度下降时,就会发生饥荒。”[2]148但是,它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关键在于,它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预测基础。此外,它无法掌握饥荒的具体特征:什么人在死亡?在哪里死亡?为什么死亡?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权利方法得到解释。森注意到,孟加拉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至于城市地区,由于“收入补贴的分配计划”的实施,避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2]84森因此转向以“交换权利”来解释这种现象。森对农业工人等不同职业进行考察,将交换权利具体化为“交换比率指数”:

交换比率指数=工资指数÷粮食价格指数[2]84-85这个公式与前面的食物交换比率等式相似,其中“工资指数”是指工人某一时段的工资与上一阶段工资的比值,比值越大,则代表工人的工资在增长。粮食价格指数是指某一时段单位粮食的价格与前一阶段单位粮食价格的比值,比值越大,则代表粮食价格的增长幅度越大。因此,“交换比率指数”的大小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工人交换权利实现的概率的高低,这个指数越高,表明工人的食物购买能力越高,交换权利成功实现的机会就越大,遭受贫困或饥荒的概率就越低。相反,这个指数越低,表明工人的食物购买能力越低,交换权利成功实现的机会就越小,工人遭受贫困或饥荒的概率就越高。

数据显示,1939 年至 1943 年期间,工人的工资指数小幅上涨,而粮食价格指数迅速飙升,交换比率指数迅速下跌。[2]85同样的,渔民、运输工人和工匠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农民和收益分成佃农所受的影响相对较轻。[2]93森注意到了“稻谷脱皮”(paddy husker)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它的赤贫率非常高,是一个容易进入的职业,几乎全部由妇女从事且报酬很低,“主要靠这一职业养活子女的妇女人数,因为死亡和变成赤贫而减少”[2]94。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面对饥荒的悲惨处境。关于交换权利发生急剧变化的原因,森提出了几点“探索性判断”[2]101,其中不适当的政策和理论的失败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森看来,孟加拉饥荒不仅是天灾,更多的是一种“人祸”。

权利方法把饥荒看作是经济灾难,而不只是粮食危机。作为总结,森重点强调了四点:1. 权利方法阐明了“权利失败”的本质以及发生原因。对于权利失败的不同类型的区分,有利于弄清发生饥荒的真正原因,从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2. 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衰退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社会发展衰退期发生饥荒可以理解,但是在社会发展扩张时期发生的饥荒却难以凭直觉理解,这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密切相关,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自身中就极可能包含着造成贫困与饥荒的诱因,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的繁荣可能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的基础上。3. 强调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的直接权利之间的区别,粮食产量的增加或减少对于具体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农民遭受饥饿的直接原因是直接权利的失败,而不是粮食供给的减少。4. 影响权利实现的其他因素,如市场交换,是通过法律体系发生作用的。法律处于粮食供给与粮食权利之间,因饥饿导致的死亡是过于墨守成规所导致的后果。[2]201-202森对于饥荒发生原因的考察是客观公正的,他突出了权利关系对于社会的影响,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商品供应,而是人们缺乏支配商品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行为和公众行为的集体参与,动员社会整体力量,才能预防和解决饥饿与贫困问题。
(三)权利方法的现实延伸:作为解决途径的公共行为。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主要关注解决饥饿的公共行为,既包括国家行为,也包括公众参与行为(合作或对抗),后者对国家行为的性质和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3]267森指出:应对饥荒仅仅关注物质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考察弱势职业群体的食物权利,以及影响这些权利的偶然因素。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权利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的可分解性,适用于特定的个人和家庭。森特别关注特殊职业群体在饥荒中的遭遇,指出仅仅关注总量问题,而不深入分析受灾人民赖以生存的权利体系是很危险的,农村工匠、服务者和小商人等依赖市场交换而生存,但也逐渐被市场交换所毁灭。

权利方法在权利体系中分析粮食生产,证明即使粮食产量增加或者保持稳定,单纯权利关系的变化本身也可能引发严重的饥荒。森指出,一个人获得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欲求物品的能力,取决于他所处的权利关系。而这些关系取决于他自身拥有的东西(劳动力、技术),通过交换可以获得什么,社会可以为他免费提供什么(公平竞争的机会、就业机会等),以及他因此丧失了什么。权利体系的网络是决定一个人是能够避免饥饿的关键因素,而食物供给只是影响其所处的权利关系的诸多因素之一。[3]24-26森强调饥荒问题的解决涉及市场机制的运用、公共政策(如就业福利或难民救济)、宏观经济的发展(如需求拉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局部灾难、微观经济机制失灵、投机活动影响等许多层面的问题。

公共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提高人们“活动和存在”的能力,包括避免营养不良、降低死亡率等基本能力,以及参与共同体生活、受到他人尊重等更加复杂的社会能力。在饥荒预防方面,印度独立后对饥荒的消除,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取得的成就,都体现了公共行为的决定性作用。[3]265定期规划公共援助,用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就有可能根除饥荒。确保政府及早采取有效步骤预防饥荒,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行为。公共供应(尤其是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更加普遍的公共援助(包括流行病控制、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指导和收入援助等)都能够有效地消除对个人或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剥夺,提高人的基本能力。公共行为的内容要比国家行为的内容丰富得多,它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旨在防止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通过提升人们的基本能力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它不是单纯的国家活动,而是公众参与的社会整体性活动,公众参与对政府政策不论是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态度,都会对消除饥荒与地方性剥夺产生强大的积极作用。[3]267森的权利方法,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考察饥荒与贫困问题,强调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公众活动在解决饥荒和贫困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将研究视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伦理、政治和法律的层面,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范式,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他在社会阶层、性别层面上考察饥饿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笼统地分析,这对于解决现实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是,权利方法只是在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的权利关系,尤其是交换权利的角度,考察饥荒与贫困问题,把它们视为权利失败的结果,这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界定。森接着提出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认识发展问题的角度,即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角度,从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

二、界定贫困的新标准:实质自由与可行能力。

阿马蒂亚·森颠覆主流经济学家的学院式研究方法,将规范性分析引入经济学领域,关注个人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提倡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全新发展观,强调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又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森提出以“可行能力”作为评价标准的综合评定方法,并以此来看待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困、饥饿和饥荒等严重问题,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利益。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主要体现在论着《以自由看待发展》中。

(一)看待贫困问题的新角度——实质自由。

在《饥饿与贫困》以及《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森将贫困界定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丧失,而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提出了研究贫困问题的新视角——“实质自由”。森在《导论》开始就明确提出了论述的主题:“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4]1他主张,我们必须超越那些单纯追求GDP 增长、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外在指标的狭隘发展观,这些目标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社会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最高的判定标准就是实质自由。

1. 实质自由的界定所谓“实质自由”,是指人们能够过上那种值得过得理想生活的可行能力。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30。这种自由包括政治权利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等。

森之所以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更大的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所珍视的事物”[5]212。自由的这个方面可以视为自由的机会,它主要关注我们实现自己欲求目标的能力,而不考虑具体的实现的过程。第二,我们可以关注选择的过程。[5]212例如,我们不愿意受到他人的限制而被迫处于某种状态。森强调,区分自由的机会和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我们从基本的自由概念推演到更具体的自由概念,如一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时,这种对于机会的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就会变得相当重要”[5]213。

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体系中,个人自由极端重要,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与评价标准有关。评价一个社会发展的成败,主要依据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因为,拥有更多的实质性自由对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促使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原因与实效性有关。自由是影响个人创新性和社会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个人作为公众的一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更多的实质自由有助于增强人们影响世界的能力。[4]13-14这两种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2. 确定自由与正义的信息基础森强调:“事实上,一种正义理论真正的‘切中要害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信息基础来理解:哪些信息被认为是——或者不是——直接切题的。”[4]49合理的信息基础对于一种正义理论来说至关重要,它们可能成为实际政策的关注点。为了确定正义理论的合理的信息基础,森对三种代表性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考察。

功利主义理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作为核心价值标准。边沁把快乐或痛苦的心理状态作为自己理论的信息基础,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测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水平,如何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如何计算社会的总体效用水平。森认为,功利主义优点在于,它着眼于对社会政策的后果,即人的福利的考察,而不是经济收入等单一指标。这种理论的缺点主要有三点:(1)对分配的忽视;(2)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向度;(3)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森强调,重要的是应该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真正有机会去评价自己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一些社会和经济因素,例如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其本身就是重要的,它们使人们有机会“带着勇气和自由面对世界”[4]53。对这些因素的思考需要更广泛的信息基础,尤其需要关注人们的可行能力的实现。

自由至上主义把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视为自己的价值标准,这种自由受到法治权利的保证,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自由权利。在森看来,“毫不妥协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优先性有时会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它会导致损害人们用以实现他们有理由认为很重要的事物,包括逃脱可以避免的死亡、享有充足的营养和保持健康、有能力阅读、写字、计算等实质自由。这些自由的重要性不能因为‘自由权优先’的理由而被忽视”[4]55-56。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其信息基础仍不完善,它忽视了功利主义所珍视的那些因素,以及那些值得我们追求的最基本的自由。森坚信人们的价值观中必定包含后果方面的考量,我们既要考虑法治权利,也要考虑人们在现实中可以享受的实际自由,如避免饥荒、扫除文盲等相关措施与保障。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公平正义理论把以公平为基础的、自由优先原则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该理论从公平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得出“自由权优先”原则:存在一组自由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这一组自由权利的实现。这些包括:思想和信念的自由、政治方面的自由以及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身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由法治原则所规定的其他自由权利[6]77。罗尔斯强调这些基本自由是平等地为所有社会成员享有的,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自由体系,每一种基本自由都具有其“中心应用范围”[7]54,这种应用范围的制度保障是作为自由和平等个人的公民的两种道德力量的充分训练和恰当发展的必要条件。阿马蒂亚·森否定某些价值要素的绝对优先性,主张不应该事先排除影响综合价值评价的要素。森对于饥荒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法治自由的实现不足以保证更高价值标准的实现;另一方面,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理论表明,我们有必要考虑自由权利之外的因素,这是现实全面评价的必要条件。
(二)森的替代方案:基于可行能力的综合评价标准。
通过论证,森指出:对于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真实机会的关注,不仅需要考虑基本物品,而且应该关注相关的个体特征,它们决定了从基本物品到个人目标的实现之间的转化程度。出于评价性目的,研究社会发展的恰当信息基础,既不是效用,也不是基本物品,而是“可行能力”[4]62。森在实质自由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构成理想生活的“功能性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衣食住行、读书、看电视、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等,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就是对于此人是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各种组合。[4]62-63因此,可行能力就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即实现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

出于评价目的考虑,森进一步提出了“功能性活动向量”和“可行能力集”的概念,前者指代每个人所享有的每一种功能性活动的数量和水平的实数,后者包括可供这个人选择的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因此,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他/她实际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是指此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这种“可行能力方法”的评价焦点有两个: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或者一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集。前者指一个人实际做到的事情,后者是一个人实际享有的自由。森承认,“对于哪一些特定的功能性活动应该列入重要成就以及相应的可行能力的清单,一定会有很多的争论”[4]63,但是“可行能力方法”要求我们以公开明晰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其次,与效用的比较相比,单个功能性活动的比较更容易进行人际比较。

森主张,我们应该对各种价值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同时予以区别对待,赋予某些价值要素以特定的权重。例如,法治自由权利优先于某些价值要素(比如收入),因为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的确立涉及所有公民;而收入主要是一种“私有物品”,它的影响一般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因此,应该优先保障自由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与罗尔斯所强调的基本自由的绝对优先性不同,这种“优先”是在共同考虑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产生的区别对待。[4]67-70森强调,在社会评价中,对各个价值要素所赋予的权重,要通过公共讨论和民主的社会选择过程来确定。

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是以一种综合全面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这种价值标准有助于我们将发展视为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的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并把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考量结合起来。森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对消除各种对个人可行能力的剥夺具有核心意义。个人是社会改革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

(三)对贫困概念的新界定:可行能力的剥夺。

基于自己的可行能力视角,将贫困定义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4]85,可行能力视角将注意力从具有工具性价值的经济指标(收入)转向我们有理由追求的合理目的,以及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从而加深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理解,从而在更基础的层面上看待剥夺问题,这就是森的贫困理论的重要意义。

森接着指出,尽管从可行能力不足和收入低下看待贫困是不同的,但这两种视角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收入是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而提高可行能力可以使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取得更高的收入。可行能力与收入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于消除贫困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提高,不仅能够直接改善生活质量,而且能够提高获得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并使那些本来会是穷人的人获得更好的摆脱贫困的机会。森强调,“根本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发展人的可行能力直接顺应这些基本要求”[4]89。

可行能力与收入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 人的年龄、性别和社会角色、所处地理环境,以及其他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会强烈影响收入和可行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对比不同人群的情况时,这些参数变得极为重要。2. 可行能力方面的缺陷(疾病、衰老等)会降低人们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以及经济收入对可行能力的转化率。3. 家庭内部的分配不均,使得根据收入去研究贫困变得更加复杂。4. 社会环境不同,对收入的相对剥夺,可能会产生对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例如,富裕国家中的相对贫困者,即使其收入相对较高,也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实现同样的目标。[4]86-87在森看来,收入低下仅仅是贫困的表现之一,其真正的含义是对人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所导致的“真实贫困”可能比收入低下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它意味着对人的实质自由的限制。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得到了贫困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后者关注贫困对个体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持续的贫困状态会造成消极的心理后果,特别对个体发展的消极影响更加值得关注。研究表明,贫困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持续的贫困不仅会降低儿童的认知能力,损害积极的社会性情感的发展,并且增加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概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的发展空间,同样是对其可行能力的剥夺。[8]

三、森的贫困理论对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启发。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贫困问题的解决,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 2000 年的 9422 万减少到 2010年的 2688 万,贫困发生率从 10.2%下降到 2.8%”[9]。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0—2012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近六千七百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7.2%下降到 10.2%”[10]。但是,扶贫开发形势依然严峻,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现阶段实行精准扶贫的政策,旨在对症下药,以真正的贫困人口为扶植对象,通过针对性的扶植政策,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11]但是,目前精确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无法令人满意,在精准识别标准、精准扶植政策方面的困难,以及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12]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从构成可行能力的功能性活动出发。

首先,森特别关注特殊职业群体在饥荒中的遭遇,指出仅仅关注总量问题,而不深入分析受灾人民赖以生存的权利体系是很危险的。政府应该运用权利方法来深入分析特殊职业群体和弱势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在面对贫困问题时的处境,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公共供应(尤其是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更加普遍的公共援助(包括流行病控制、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指导和收入援助等)都能够有效地消除对个人或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剥夺,提高人的基本能力。

其次,贫困不仅仅意味着低收入和物质供给不足,而且意味着权利失败和可行能力的剥夺。森的贫困理论不再单纯强调“收入贫困”,而是强调“能力贫困”。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文化教育与技能教育并行,从单纯的经济扶贫转向多维度的扶贫,提高人们实际的生存能力,从而增强人们应对贫困、饥荒等问题的能力。

其三,森对饥荒问题的研究警示我们,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繁荣型贫困”就是典型的权利贫困的例证,尤其是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丧失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应该关注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的生活问题,综合运用社会资源,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做好相应的后续过渡工作,消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其四,消除贫困不仅是国家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动员社会整体力量,才能预防和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它不是单纯的国家活动,而是公众参与的社会整体性活动,公众参与对政府政策不论是采取“合作”还是“对抗”态度,都会对消除饥荒与地方性剥夺产生强大的积极作用。

其五,对各种价值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同时予以区别对待,根据其重要性赋予相应的权重。森对于自由与正义的信息基础的讨论中,强调我们不能事先把一些价值要素排斥在考察范围之外,而应该予以综合考察。在我国当前的扶贫工作中,针对不同贫困家庭在贫困的外在表现、根源、特点以及需求方面的差别,应该对收入之外的家庭负担、健康状况、人际关系、财产状况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避免不必要的排斥,以及狭隘的扶贫方案,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脱贫的可持续性。

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提醒我们,单纯地提高收入并不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而是应该努力改善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融入社会发展之中,坚持以人为本。只有保障公民切实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权利,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可以做出更多的自由选择,才能够在根本上消除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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