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验钩沉

2018年2月1日08:40:54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验钩沉已关闭评论 8 阅读

笔者自2005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东亚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伊始,和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VincentMosco教授已经有十余年的学术情谊,彼此合作教学、联袂出版的默契都写入每年暑假主办的“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和研究生院支持的国际FIST课程。他和GrahamMurdock教授两位老前辈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新媒体迹象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都颠覆着资本的秩序、规划、表面的和谐。全球都在讨论大数据的商业价值,企业都在追逐大数据创造财富,个人都在从大数据中获得便捷,但罕有学者反思大数据对主体隐私的监控、滥用,或者探索大数据重构的霸权体系。

VincentMosco和GrahamMurdock教授每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上海,都再现着他们对上述问题的敏锐感知,激发笔者对新媒体宰制日常生活的批判,无论面会畅谈、会议交流,还是联合教学,不仅我们的学生受益于这两位望重士林的老前辈的学术洞见,而且我们的学术团队也因他们老当益壮的进取而备受勉励。他们每年带来西方学界最新研究的英文文献,使笔者开设的本科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受益。

2016年春季,笔者在美国接到985基地主任童兵教授的贺喜,祝贺“传播政治经济学”获得学校精品课程。2016年秋季学期,VincentMosco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学生姚建华博士加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资深前辈童兵教授一再鞭策我们冲击上海市的精品课程,晚辈的确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此,笔者想说:你们鼓舞了我,我才如此超越!(Youraisemeup,tomorethanIcanbe)。

最为快慰的是我们彼此的学术合作不断推陈出新,继笔者与GrahamMurdock教授合作《新媒体、社会性别、市场经济与都市交往实践》(2015)以及笔者与VincentMosco教授联合主编CriticalStudiesinCommunicationandSociety(2014)英文读本之后,各种因缘际会又激发笔者与VincentMosco教授联袂出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论著。该书凝聚了我们长期合作的汗水,VincentMosco教授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的现实主义理念钩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学理,笔者则聚焦中国的本土问题意识,不断强调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关系的多重决定和相互建构。

该论著致力于提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学理,并以本土具体的案例研究从两种路径丰富并精致化东方中国的批判传播理论:其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研究(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andGenderStudies)的结合;其二是敏锐洞察都市知识劳工的工作与生存的不确定性(precariousness),表达出深切的社会关怀。知识劳工作为社会地位下滑的阶层,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而陷入绝对贫困,而是因为在从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的当下,知识劳工缺乏消费能力而成为一个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有工作的穷人的相对贫困令他们在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深广推进中倍感挫败和沮丧。笔者关注知识劳工的困境,在具体研究方法的探索中,主张不是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带着学术训练的人性意涵和人文关怀来讨论一种体察传播政治经济学逻辑话语中的中国本土经验社会的认识路径,以质的分析阐释传播议题与社会变迁的意涵。

笔者所有中国案例的研究时段均在传播新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激发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信息社会的各类面向的时期。如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YochaiBenkler在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论著《国家福利:社会生产如何转变市场与自由》提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社会生产,也就是“同侪生产”(peerproduction),即通过个人自愿地贡献其专业技术的一个网络,没有利润诉求,以无偿劳动来提供文化和知识的社会再生产,这种自主性创造社会分享,也创造信息商品和服务,本该公司进行补偿的劳动,却由自发的同侪生产满足商业需要,遮蔽了劳资剥削关系。因兴趣组合的字幕小组的弹性劳动和杜蕾斯网站动员起来的粉丝劳动都属于同侪生产的社会分享。可见,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因为新技术的普及和更新而消亡,反而更加隐蔽和深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新科技就未必能被乐观预期为戴尔—威瑟福特(1999)在《赛博马克思》中所论述的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笔者以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固有属性不曾改变,又如何可以预言新媒体削弱资本主义的根基?当下资本主义借助传播新科技克服各种空间障碍进行全球扩张,正是技术力量令其如虎添翼。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PeterGolding和GrahamMurdock長期合作,在2016年第七期《新闻记者》上发表的访谈文章中,Golding教授特别强调如果深层次的社会财富和分配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信息社会的社交媒体无论多么繁荣,那只是交往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今数字鸿沟还在加剧,因此,必须持续关注媒体和传播如何关联社会不平等。

在笔者看来,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的确协助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但塑造等级结构的权力关系依然牢固,甚至不可撼动,我们就难以乐观新媒体的推进引发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不平等的社会。ChristineFuchs(2015)也论述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和经济如何充满对数字劳工的剥夺,如DeanColby所言:“新经济中的新生产方式将会至少利用新媒体的生产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方式特有的社会关系。这些包括工资契约化和生活空前绝后的商品化,同时过度积累失业、长期通货膨胀和军国主义等由商业循环所导致的发展矛盾。进一步说,新生产方式究竟如何,我们必须从其自身是否削弱了诸如社会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和等级化的‘人类时尚’的负面作用的程度来评价。”(DeanColby,2007:194)在此,笔者十分认同FrankWebster在《信息社会理论》中阐述的论点,传播新科技推动的信息社会并非新型社会,不过是剥夺属性依然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选取了笔者领衔探索的八个聚焦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以此对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这些案例研究既是全球信息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模式的一个侧影,也是东方中国传播新科技与市场经济、行政权力相互交织而营造的正在生成的知识劳工的社会情境。我们以本土案例研究来参与全球学术对话时,许多学者在探索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工和国企工人的境遇,笔者则聚焦正在中国兴起的庞大的知识劳工群体,也就是涵括了参与到知识产品生产和分配链条中的所有劳工,他们在被技术和市场经济转型迷思化的语境中,内部等级因行政权力的介入而产生严重分化,办公室的普通知识劳工其实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营收中分享到红利,弹性雇佣制度、苛刻的绩效考核与收紧的意识形态管制、强制性的市场经济逻辑、消费社会的标准等多重宰制力量贬损着知识劳工的劳动力价值,其社会地位下滑的必然性消解了知识劳工对未来的憧憬。

曹晋与张楠华合作的《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一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通过民族志参与观察中国网络字幕组的研究路径,分析字幕组工作人员因共同的兴趣爱好集聚于网络文化的信息生产。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

曹晋与曹茂合作的《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一文,论述“新闻民工”修辞,当其成为业界记者的自嘲或是调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头言语一度流行开来,继而作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的一种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修辞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强制性的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事业身份转型为全职临时工(或者说是游移民工)身份的经典隐喻,前者处于充分享受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配置型福利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状态,而后者无论是福利、资源,还是职业前景都完全处于不确定性状态(precariousness),这意味着纳入媒体改革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并非是从传统媒体的僵化体制中获得解放意涵的劳动主体。本论题试图结合长期民族志的素材积累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来考察新闻民工修辞诞生的政治经济语境。

曹晋所著的《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一文(《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第4期),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及研究者在出版业界的民族志观察积累的研究方法,透过中国市场经济图景中的知识女工(女编辑)的劳动被纳入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市场,却因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国家去福利化所重构的等级制度令其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护来讨论知识女工的弱势地位如何遭受弹性雇佣和社会性别的制度宰制,以期从多重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压制与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勾连(articulation),来深度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的知识女工问题。

曹晋与许秀云合作的《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一文(《新闻大学》,2014年第1期),探索传播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如何重新定义了信息社会的传播劳动力价值和劳工的阶级地位。福利国家时代盛行的福特主义向市场经济国家时代深具弹性的后福特主义转变,弹性雇佣制度取代了终身雇佣制度,社会保障网络已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彻底瓦解,知识劳工的安全感和稳定性逐步消失,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幸免此全球性资本逻辑的渗透。该文采用民族志实地调查与问卷统计的研究路径,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论,以上海某综合性网站为例,聚焦典型的因市场经济和传播新科技应运而生的网络编辑群体,作为网络知识劳工的一种类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遭遇了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尤其是房地产的彻底商品化)、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其生活境遇和工作环境的劣势透视出那些笼罩在传播新科技和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的都市网络知识劳工逐步陷入无产化、贫困化的困境。

曹晋和杨琪合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论〈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一文(《编辑学刊》,2009年第三期),讨论本土为数甚多的版权研究中,许多学者潜意识地认同并完全接受了西方世界有关版权的预设与认知,因为他们和西方的理念一致,认为版权保护是捍卫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主观愿望是期望版权的完善以切实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和积极性。可见,西方世界有关版权知识的建构,已经推广为全世界一种普适性的常识和标准。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美国学者罗纳德·V.贝蒂格(RonaldV.Bettig)教授的奠基之作——《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该书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主张版权不再是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利益和积极性的有效工具,它诞生的主要目的是为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保驾护航。

曹晋和赵潇爽合著的《男性时尚杂志与后殖民国家西方资本的扩张》一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五期),运用传播民族志方法将中国与美国顶级时尚杂志Esquire进行版权合作的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本土媒介的经典个案,结合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洞察中国男性时尚杂志的商品化运作过程及其蕴藏的依附经济模式,探索后殖民国家的男性时尚媒介在版权贸易和品牌广告的掌控下,如何重构中国的男性气质、阶级与商品的图貌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梅文宇硕士的毕业论文《转型中国“苹果迷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聚焦苹果迷思,作为一个结合了各种因素的媒介景观,它既是高科技、信息技术生产与消费的典型代表形式,又是资本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重要表现形态,不失为一个典型政治经济学分析案例。该研究引入巴特的迷思(神话)概念,但不仅仅局限于广告媒介再现的符号学分析,而是将政治经济物质进程带回迷思分析中心。从媒介再现、宗教式的传播体系以及消费者的研究出发,揭示迷思背后所遮蔽的社會问题,分析迷思制造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演变。该研究发现,通过广告、新品发布会以及新闻报道,媒介将苹果电子产品呈现为一种现代神话。这个神话的塑造,还得益于粉丝的参与推广,作为围墙内的抵抗者,他们并不能逃脱被收编的命运。他们既是迷思的主体,同时又是迷思的制造者。在当前语境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成功对接成为苹果迷思的温床。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跨国资本、国内资本以及国家权力的不同诉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社会语境。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人和消费者实行的区别对待成为光鲜神话所遮蔽的社会问题。

博士候选人黄炎宁的《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账号”为例》一文(《传播与社会学刊》,2016年第37期),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微博”为例,旨在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路径的兼容并蓄,揭示社交媒体企业营销过程中的用户劳动现象及其与消费主义主体建构方式的勾连。该研究以量化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透视出媒体用户的劳动兼具“自由”和“免费”的特征:由于技术的便利,他们在媒体消费场域为自身创造意义的同时,亦为平台提供商和企业微博分别创造着不同程度的价值。而且,当下单一的经济诉求和复杂的媒体图景日益形塑的消费主义主体建构方式,是众多社交媒体用户从事数字劳动的重要动因,并使其具有了一定强制性。(本文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一书的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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